大王庙小学旧事

[日期:2021-12-21]   [字体: ]

□ 李大潜 

我的小学学习生活是在南通大王庙小学度过的。这个小学曾先后改名为城南小学及城中小学,是南通市的一所百年名校。它原先坐落于我家大保家巷1号附近,现在已迁到濠东路新址,面目及规模都已焕然一新、今非昔比了,但在我的脑海中深深留下的还是它昔日的光景。


童年李大潜


 童年李大潜与弟弟李大燿(右) 

尽管我和高中时期的母校南通中学及初中时期的母校商益中学(现启秀中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但与我小学时期的母校却缺少因缘,一直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不免有愧于心。今年10月,我回南通颁发在南通中学设立的馥华奖学金,下榻文峰饭店崇文阁。一日收到南通中学一位老师的短信,核实我是否是城中小学的校友,我当即告知我确实曾是城中小学(原大王庙小学)的学生,1947年五年级肄业,并提供了几位我当时老师的名字。不久,城中小学沈蓉校长及两位副校长在启秀中学原教导主任杨成(杨乐之弟)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文峰饭店,成了我离开母校后和校方的第一次接触。大家言谈甚欢,也促成了我对尘封近八十年往事的回忆。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但仍似在眼前,不免感慨系之。现在信笔写下来,算是对母校的一个迟到而不像样的汇报吧!

我1937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八)出生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岁月,不久淞沪战事即悲壮地画上了句号。1938年3月17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通。为避日寇,不久,父母亲带着我和祖母一起移居上海法租界,暂住巴黎新村一公寓楼。为送我进小学,1941年下半年全家返回南通。在上海三年左右的时光,对于我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当时的住处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母亲常抱着我在那儿游玩、散步,我还留有将一只漂亮的玩具帆船放进那儿大水池中的记忆。这个公园是仿照巴黎的卢森堡公园建造的,多年后我旅居巴黎,总喜欢去那个公园散步,因为它多少会唤起我童年的回忆。那时,我母亲已督促我读书识字,我还曾因学习不认真被母亲拉到洗手间打了几下屁股,这是出身幼儿师范学校的母亲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我的体罚。看了我小时候在上海穿西装的照片,似乎是很神气的,但逃难住在租界,生活上大概只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后听家里人说,祖母偶尔要吃一次冰淇淋,还要先把我抱开,以免我争着要吃。在上海期间,我也上过幼儿园,记得它的名字叫“阜春”。那儿的大壁橱上,每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小柜,用以暂存自己的物品,这种东西在家中是没有的,反而成了我唯一留下的记忆。

1941年全家返回南通,住进了大保家巷1号的老家。大保家巷是南城门(江山门)内的第二条东西向的巷子,我家在其最东侧。转弯处是南北向的丁古角巷,大王庙小学的一个边门(后封闭)就在那儿。从我家出发,大概两分钟即可到达,这个家门口的学校,大概也因此就成了我入学的首选了。校舍原先是一个庙,想必就叫大王庙,一开始我还见到过已被请下神坛的几尊佛像,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从1942年入校一年级学习到1947年五年级肄业进入初中,我有整整五年时间在大王庙小学学习。童年是美好的,我们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业,学习无拘无束,十分愉快,加上我学习一直相当顺利,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及家长都很喜欢,日子过得十分舒坦,但也相当平淡,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太多。

大王庙小学后来的大门,在丁古角巷的南端向东的环城南路上。进门的左侧,是一些教室及一个二层的办公楼,楼上曾用作单身教师的宿舍。进门的右侧,那时是一片空地,上面有一些树木,我们看来都很高大,还有一个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是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其中记得有一只孔雀,还有几只关在笼子里的白兔,不时有人用白菜来喂养它们。这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大自然,感受到无穷的乐趣。若干年后,这块空地上新建了教室及办公室,就再也难以寻觅自然的踪迹了。

因为学习及表现出色,我曾好几次由学校派遣参加一些名流或老师的婚礼,在南通当时最负盛名的宾馆——有斐馆的金碧辉煌的大厅中,由我和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提着婚纱的下角,在乐曲声中随着新娘缓步进入婚礼的殿堂。在很小的年龄就见识了很大的场面,多少是一种历练。在二三年级时,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小学生的一次讲演比赛,比赛的地点在通师一附的一个教室。我以菊花为题做了讲演,以第一名的成绩捧回一个银盾奖品。讲稿是由尤若愚老师帮我写的,她也是我母亲的一个挚友。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相当自如地做了讲演,讲台上正好放着一盆菊花,我还特意提到了它。这次讲演比赛的得奖,事前事后都没有任何炒作,后来在整个中小学阶段除体育竞赛外不再有任何赛事,这竟是我在中小学时代唯一得到的奖品,而得奖后一返回大王庙小学,就立刻将其抛在脑后了。现在想来,这样无拘无束地参加竞赛,不抱任何功利的动机,可能是更有利于一个学生的成长的。

小学五年级时,日本投降,举国欢庆,学校里也扎了很多V字型的纸灯(V代表英语VICTORY(胜利)之意)庆祝。在日本占领期间,在现在博物馆前濠河边的马路上,总有日本兵在那儿站岗,连我们小孩也不敢走近。还记得一天清晨,突然一些伪兵敲开大门,把还睡在床上的我们及周围邻居都叫起来,押送到南通中学的操场上听日本人训话。可能谈的是“清乡”(即围剿郊区的抗日武装)的事,虽然会后仍把大家放回,但当时的惊恐万状,构成了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梦魇。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给了幼年的我一个最早的教育: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绝不能有个人的幸福与成长。

大王庙小学的老师给了我们认真的启蒙教育,对我们的呵护和关心无微不至,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们。抗日战争胜利后,校长是袁捷老师,她住在我家附近的习家井巷。她没有教过我的课,但我觉得她还是比较和蔼的,对她留有良好的印象。还有一个周琪老师,也住在习家井巷,和袁校长家似乎门对门。她也没有教过我的课,但表现一直很出色,后来成了通师二附的校长,曾好几次邀我到该校访问,我们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后,她曾作为南通市的党代表出席过全国的党代表大会,会后还送给我会上发的两支铅笔,颇有纪念意义,对我也是极大的鼓舞。她是南通教育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现在仍然健在,已有98岁了,愿她一直健康长寿。

张祖彤老师是我们五年级甲班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她当时刚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曾受教于著名教育家张梅庵先生。她的一个孪生妹妹张祖铭,同时任五年级乙班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可以说,张祖彤老师是我小学阶段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成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课堂上教我们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情景,流亡的悲愤、悠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第一次认识到音乐催人奋进的战斗力量。那时的语文老师及班主任能熟练地弹奏风琴,兼顾起音乐老师的职责,在现在也应有其启示作用吧。

寒假中我曾经到她家去拜年。她们住在东门外一个僻静的小巷中,清贫的小屋朴素而整洁,她们姐妹二人正对坐在方桌两边,用毛笔练习书法,这大概是她们日常的功课吧。看到一个老师自己在用功苦练,对我的教育启示作用,比她们在课堂上语重心长的教诲不知要有力多少倍,这是教育了我一生的。我那时“两”字的发音发不准,常念成“仰”音,她们就多次引我发这个音,并认真纠正。谈了一阵,我急着要回家,她们说我“归心似箭”。我那时不知道这个成语,还以为是“归心事见”,即我的“归心”被她们发现了。她们就给我讲“归心似箭”的含义,我迅速就明白了。这样看似漫不经心地交谈,实质上是极为生动有效的语文辅导,但平易近人、润物无声,使我终身受益。

张祖彤老师当时应该是很倾向进步的,我曾听到她课间在办公室用风琴弹奏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在国民党当政的时代是很犯忌的。可能正由于此,我五年级肄业离开大王庙小学不久,她们姐妹即被调到唐闸郊区的一个学校任教了。

我刚进入商益中学,因在小学中一直顺利而养成的心高气傲、考试抢交头卷的坏习惯,使我在一个月后的第一次数学测验中只得了18分,差点被老师按规定用戒尺打42下手心。我在大王庙小学的一些原来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在我家窗口齐声高唱“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18分”,更使我无地自容。这一奇耻大辱使我沮丧,更给我带来了一辈子的警示和教训。在我处于极度困难的环境时,张祖彤老师从唐闸乡下,用她批改作文的紫色笔给我来信,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使我能在跌倒后迅速地站起来,第二次数学测验就考得了98分。张祖彤老师给我的这封信现已无存,她当时具体说的什么话也记不清了,但她那一片紫色的墨迹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如今午夜梦回,独处自省,总为此感慨万分,并催我奋进。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将张祖彤老师视为我人生的导师,每次回南通都要到其住处探望,聆听她的教诲。在她去世前不久,还曾到她住院的第三人民医院探视,想不到竟成永诀,后来亦曾两次到她的墓前祭奠。张祖彤老师对我的教育恩、师生情,无疑是大王庙小学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王庙小学老师留给我的,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大概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数学课老师请假,有一个男的体育老师来代课。他一走上讲台,就用龙飞凤舞的笔法,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算式,问我们等于多少。其实,他写的只是一个个位数相加的算式,但大家看不懂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个个莫测高深,一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后来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免哑然失笑,也一下子失去了对他“五体投地”的尊敬。下一堂课,这位代课老师就不再出现了。

在大王庙小学,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曾无辜地受到了一个老师的惩罚。有一天上午课后,一个同学说给我表演一个魔术,他拿了一张钞票说要撕掉,但撕声过后,他手上的钞票完整无缺,只是钞票后暗藏的一张纸被撕成了两半。我看这个把戏并不难,也拿出自己身上的一张钞票试了一下,但手法不熟练,撕掉的不是那张纸,而是钞票!这本是童年小朋友间的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恰给当时的班主任老师看到,在本该回家午餐的时候把我留在学校不许回家,直到家中派人来查问才将我释放。尽管家中没有追究,老师也不再提起,但多少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阴影,也一直对这一处罚感到莫名其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如果多一些爱护,更加宽容和人性化一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我在大王庙小学的同学,绝大多数住在离学校不远、甚至就在学校附近。看来就小学而言,就近入学实在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我现在还记得出来姓名的班上男生有朱纪吾、生克廉、倪钧、倪本、刘文光、李培根,女生有卢文澜、刘丽君、蒋惠玲、季敏华。当年的这些同班同学年龄都比我要大一点,后来的履历及命运也各不相同,但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一定深深地怀念在大王庙小学的这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并衷心地感恩于我们的老师为培养和造就我们所做出的深情而无私的奉献。

我虽然现在人称是数学家、甚至是著名数学家,但在小学阶段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数学上的天赋。记得在学整数的进位加法时,为了怕算错,家里人建议我用手指来帮忙,我有时确也照计行事。我曾开玩笑地说过,手指是我最初使用的计算机,可见当时并没有达到“条件反射”般的熟练程度,现在恐怕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学生了。

小学四年级念完,就结束了当时称为初小的学习阶段,后面的五、六年级称为高小。这时父母亲打算为我换一个更好的学校,准备将我转学到通师一附。我自己并无主见,但我曾在通师一附参加过讲演比赛,对那儿古色古香的校园也是向往的,于是参加了转学通师一附高小的考试,但全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事先没有做一丁点儿准备就进了考场。通师一附的老师听说大王庙小学的第一名来应考,倒有些好奇,时不时过来看一下我在考场上的表现。如果考的是我在大王庙小学学过的东西,应该难不倒我,但当时大王庙小学的教学进度比通师一附慢,最大的不同是到四年级还没有教过处理大、中、小括号的规则:要按照先“小”后“中”最后“大”的次序来化解。对于这部分试题,我根本不知所措,手忙脚乱瞎摆弄一阵,结果可想而知,实在愧对那些在考试中不时关注着我的通师一附的老师了。

大概受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观念的影响,父母因此不再主张我转学,我仍留在大王庙小学继续上五年级。五年级结束,父母亲就要我跳级升入初中。升学的首选,自然是南通中学,它久负盛名,且是父母的母校,进通中学习也是我的一个梦想。虽然是以同等学力的名义参考,但我没有上过六年级,很多内容都没有学过,基础是不牢固的。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就是一个必考而我一窍不通的内容。临时抱佛脚,请来南通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到家中辅导,他带来南通中学的一些油印的辅导材料,在夏夜昏暗的灯光下,费力地向我灌输有关鸡兔同笼的知识。有关鸡兔同笼的问题,现在小学四年级就能讲清楚了,但不知道这位老师讲得不得法,还是我笨不可言,他的辅导竟不能使我开窍,考进南通中学的梦想终成泡影,我只能在商益中学开始我的初中学习历程。

上面的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就数学的学习来说,我在小学阶段总的说来是后知后觉的,一直到了高中阶段才逐步对数学有了兴趣,有了感觉、有了热爱、有了追求,并最终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也正是这一个清醒的认识一直推动我不断攀登、努力奋斗。现在看来,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及机遇的总和,绝不能对人过早地下结论、定终身,在小学阶段更是如此。让天真的小学生尽情地享受他们欢乐的童年,自由自在地发展与成长,绝不向他们加压、拔苗助长,看似无为而治,实际上恐怕是小学老师和家长们最最英明的决策。你们的学生他年成才以后一定会回过头来、衷心地感谢你们的宽容、大度和培养的。

离开大王庙小学,就不再和她有什么直接联系了,但每次路过它在环城南路上的大门,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向那儿的校园投出深情的一瞥:我是从那儿走出来的,那儿有过我金色的童年,我毕生的事业也最初从那儿起步,我对她怀有深深的眷恋和敬意,我的心是和她连在一起的。

2021年11月

 

李大潜,数学家 1937年11月10日生于江苏南通。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66年该校在职研究生毕业。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复旦大学教授。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执行委员。曾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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