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香港

[日期:2017-12-19]   [字体: ]

【按语】: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这个自鸦片战争后沦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迷失的孩子,将正式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欣闻喜讯,老父心潮澎湃,除与亿万炎黄子孙一样欣喜若狂外,另有一层别样的情愫,毕竟香港是他童年时代曾经生活成长的地方,有着故乡一般的情怀。于是撰写长篇记叙文章《我的童年在香港》,以表达对香港回归的喜悦心情。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港人治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方针的指引下,以香港特区基本法为依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香港始终保持繁荣稳定,进一步验证了党中央决策的英明伟大。谨以此文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孙海雄

2017年12月18日

我的童年在香港

孙鸿采

今年七月一日,香港将回归祖国了,这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而对我尤多一份喜悦,因为半个多世纪前,我曾在香港渡过一段童年,香港对我有着故乡般的感情。

那是在1938年春,我的家乡南通被日寇占领了,当时父亲正供职于香港中南银行。有着民族气节和家庭责任感的他,不愿妻儿在沦陷区过铁蹄下的生活,便辗转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把母亲、二哥、大姐、小妹和我接到香港,从此开始了我在香港长达五年的童年生活。五年,在人生长旅中是短暂的,但对处于这一关键年龄的我来说,却是难忘的,而这五年又恰处于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安定与战乱时期,在这里曾留下过我许多悲欢离合的经历,留下一个少年对这段历史的见证。

黄泥涌道41号

刚到香港时,我们挤住在黄泥涌道41号三楼的银行公寓,这里住的多是外地来的单身银行职员,像父亲这样的带有家属的还有汪伯伯和他的太太。公寓还雇了两位来自肇庆一带的娘姨为大家做饭、洗衣,一位叫阿玲姐,一位叫阿丽姐。我们住在一间约18平米的房间里,有一个后阳台与隔壁一家共用,不过平时有一道栅门把两家分开。这幢建筑共有四层楼,是建在一个山坡脚下,从底层到平台还有一段石级。这一带环境幽美,它处在快活谷的南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的盆地是一个广阔的跑马地,视野开阔,一片葱绿,从我们楼上可以看到跑马地的看台。离开我们公寓不远便是愉园,这里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之一。愉园旁边有一道从山下筑下来的坑渠,平时干涸见底,到了大雨时,山上各处瀑布、细流都汇集到这里,便成了一条流速很快的小河。与坑渠平行的一条路叫成和道,两边又派生出许多小街道,这里多是两三层楼的居民住宅。

从南通到香港,对我来说犹如从一个偏僻的乡村到了大城市,一切都感到新鲜,不但第一次见到了海,见到了大轮船、电车、洋楼,而且见到了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父亲

由家乡到香港,不但环境变了,而且也开始了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年代。此前,父亲为了一家生计常年在外,只有探亲时才回家十天半个月与我们团聚,所以在此以前,我对父亲是比较陌生的。


 在香港中南银行供职的孙蔚滨先生

父亲约一米八的个头,风度翩翩,当时44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因自幼受祖父的严格庭训,又毕业于张謇创办的银行专修科,到香港前已先后在长春、安东、哈尔滨、上海、厦门等地银行工作过,所以不但对银行业务熟练,又擅长于文笔,他当时在中南银行的职务是会计主任兼文书主任,在我们寓所中是职务最高的,加之他为人正直、热心助人,深受同仁们的尊敬。对我们子女来讲,父亲比之母亲既有慈爱的一面,又有严格的一面。父亲毕竟见过世面,他既继承了我国的传统美德,又吸取了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所以对我们的教育比较新颖,既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书本知识,又要求彬彬有礼、注意仪表,他还向我们介绍香港的许多文明规定,例如裤子钮扣一定要扣好,鸡鸭不能倒拎等等。记得他当时对我们纠正得最多的是驼背、拱腰,按他的话说要开展“直背运动”。他常提醒我们注意观察西方人挺胸健步走路的姿势,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瞧不起我们,我们要争这口气。

由于长期依偎在母亲身边骄纵惯了,一下子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开始也真有点不适应。父亲有时严厉得可怕,动不动就批评,而且没个完,按母亲的说法是“恨不得说尽了胃”,特别是对二哥和大姐要求更高,而对年龄尚小的我则相对放松,妹妹在他眼里却是掌上明珠。尽管如此,我也受到过他严厉训斥,那是有天早晨,不记得我做错了一件什么事,他狠狠地批评了我,又罚我立正,母亲在旁也认为他太过分了,当时我真有点受不了,事后还故意不“睬”他,晚上还一个人蹲在阳台上怄气,这时他悄悄地走过来摸着我的头,主动跟我搭话,承认他批评得太过分了,要我原谅,我还是不理睬,他又学我哭的样子逗我笑,我终于被他逗得破涕为笑,扑在他的怀里。这时他又温和而耐心地给我讲道理,指出我的过错,这时我对他的怨气早已云消雾散。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智育,更重视德育、体育。在德育方面,他同母亲一样要求我们诚实、尊长、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对贫苦人要有同情心,对不良倾向要敢于抵制,他常用古今中外的许多有益的故事灌输给我们,既有孔融让梨、司马光破水缸、王祥捂冰、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我国古代的故事,又有爱迪生、孙中山、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深深地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如果说我们兄弟姐妹一生中都保持着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疾恶如仇,这和父母亲自幼对我们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体育方面,除前面所说的“直背运动”外,父亲还鼓励我们学游泳,常带我们到浅水湾或筲箕湾银行工会游泳场游泳,给我买溜冰鞋。他把健康看得很重要,常引用记不得哪位名人的话说:人最重要的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健康,第三还是健康。

学广东话

刚到香港,一切都感到新鲜,有的还不适应,而最感到不便的是语言。香港当时虽属英国管辖,但在此居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仍是华人,其中又大多来自广东,尤其是广州(当地人习惯称省城),所以当时华人通用的语言是广东白话,这与来自华东的我们来讲,是完全不同的语系,所以学广东话成了我们最当务之急的一件事。广东话不但读音与其他地方不一样,而且还有许多不同的词汇、自创的字、甚至外来语,这就更难掌握了。如佢(他)、係(是)、唔係(不是)、有(没有)、细佬哥(小孩子)、细蚊仔(婴儿)、士单(Stam邮票)、巴士(Bus公共汽车)等等。开始时,我们对一些发音接近的词汇还分不清,如姐姐(家姐)和剪刀(绞剪)、稀饭和屁股(Shife)。有一次二哥陪母亲上街买猪舌头,怎么说对方也听不懂,最后不得不指指自己的舌头,对方才恍然大悟,说“啊!猪利”,引得周围的人大笑不止。学广东话,我们小孩要比大人学得快而好,我们隔壁有一个比我略小的男孩叫阿比,经常在阳台上隔着栅门跟我玩,我从小爱画画而且画得较好,引起阿比的兴趣,因此很快成了好朋友,双方父母也很支持,这就免不了要用语言交流,无意中,这便成了我学广东话的好机会。

到香港安定下来后,父亲首先考虑到的是我们的上学问题,当时我已八岁,在南通已读到二年级,因为语言有障碍,而且又不在招生季节,一时无法插班。有一天,父亲带母亲到对面山坡上散步,看到一座很漂亮的庙宇,叫东林觉院,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便让父亲带她进去看看,受到庙里主持的热情接待,而且还发现有一群女孩在上课,一问之下,原来这是庙里附带办的慈善事业,收的是贫苦人家的女孩。父母亲马上想到不如先让大姐和我到这里过渡一下,学学广东话,为下步入学打下语言基础,便将这一意向征求主持意见。主持了解到我们是刚从内地沦陷区来,十分同情,但见我是男孩,有些踌躇,但还是答应了,这样,第二天我和大姐便由母亲陪同前来上课。这个女生班共约四、五十人,实际上是几个年级共一教室。最低的三年级,最高的六年级,除上课外,每周还要做一次佛事。我们去后,我插上三年级,大姐插上六年级。女孩子们见我们去都感到新鲜,但却十分友好,善意地帮助我们,有时还采取笔谈方式。

我和大姐在东林觉院实际上只学了两周便离开了,因为尽管主持和女同学都很好,但我毕竟是唯一的男孩,每周又要做佛事,感到有很多别扭和不便,但这段日子,我也终生难忘。

不久,位于兰亭附近有一所叫郇光的小学招生,父亲送我上了这所学校三年级,二哥则上了嶺英中学。我去郇光读了半年,广东话有了飞跃的进步,基本上没有障碍了。

在仿林女中附小

1938年9月,经隔壁一位与大姐同龄的女孩范佩英(阿比的姑姐)推荐,我和大姐入了她所在的仿林女中和附小,大姐读初中一年级,我读小学三年级。这所学校位于我们寓所西南一个叫凤辉台的山坡上,比较幽静,旁边还有一道由山上流下来的小瀑布,左边还有一块被开山开出来的平地作为操场。该校的命名是取自校董陈仿林的名字,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校,课堂设施和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是这一带比较有名的学校。在此就读的除家住附近的外,还有住得更远一些的。

我们班约有男女同学四、五十人,其中女生占一大半,不久大家便熟了,但不同性别的同学课后总爱分开玩,很快我便和班上的男同学林金根、郑国宇结成好朋友,课余时候总是形影不离。林金根原籍上海,是随其姑妈一家来香港的,住在兰亭附近,他还有个表妹叫徐金娣,比我们低一班。三人中,林金根年龄略长,个子较高,毕竟因比我们大一两岁,又来自大都市上海,见多识广,在我们中显得成熟老练得多,而且较有主见,在全班男孩子中也数他最活跃。郑国宇则与我年龄相仿,性格相近,他原籍广东中山县,家住学校附近的山村道一座小楼的底层,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哥国寅、二哥国宣都已上了中学,弟弟国宏、妹妹国彦则在我校,比我们低一两班。

我们班上还有一对姐妹,姐姐叫梁无色,妹妹叫梁无相,都从小学唱粤剧,梁无色比我们年长两三岁,已是个大姑娘了,上课领会能力也比我们强得多,而且温文尔雅,被女同学们尊称为“色姐”,她在粤剧中经常扮演花旦;而妹妹梁无相比她小两岁,却自小女扮男装,性格动作也像男孩,演戏时扮演小生,这恐怕是家长为她们日后从艺有意的安排。果然,这一对姐妹在五、六十年代真成了香港名噪一时的粤剧演员。我们班还有一位女同学叫朱雪萍,也擅长于演粤剧。当时,学校要排一出“木兰从军”的歌剧,从我们班上选了朱雪萍扮演木兰,林金根和梁无相扮演伙伴,这实际上是一个哑剧,是以“木兰词”谱的歌来配动作,担任唱歌的便是我们全班同学。为了唱好这首歌,我们除音乐课外,还利用许多课外时间反复练唱,直至唱熟。这首词是我国乐府中比较有名的诗词,作者已佚名,木兰的事迹十分感人,词句也特别悲壮而美,至今我还能背诵。

学校的老师几乎全部是女性,既耐心又严格,特别是教我们语文的叶老师,教得特别好,深得同学们的爱戴,但她每教一课都要求背诵,背出来才准放学回家。这个背诵不一定是她亲自“过堂”,而是把学生们配成对子,互相背诵,我的对子便是郑国宇。不知是由于男孩子贪玩,上课不定心,还是由于生理上女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智商比男孩子高的原因,背书对她们是轻而易举,很快通过,早早回家,而几对男生却往往落在后面,特别是我们这一对。那时背诵连一个副词、虚词也要求一字不漏,背不出来,必需重来,“卡壳”了可以用手势或别的比喻提示,但不得直接说出这个被“卡”的字,如果被“卡”的地方太多了,便得重新复习,直至一字不漏的背出。那时我们经常看到其他同学一对对地离开,心中既羡慕又着急,但尽管没有老师在场监督,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直到全部背出才离开教室回家。我们这种诚实的态度后来被叶老师知道了,她曾在全班表扬了我倆。

放学后,如果时间早,我和林金根常常被郑国宇邀去他家玩,他的家是一个温馨、热闹的家庭,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年差都不太大,还有一位慈祥的母亲(父亲因忙于工作,很少见面),见我们去都很热情,让我们玩各种游戏,还拿出自制的糕点招待我们。最令我高兴和羡慕的是他们拥有许多儿童读物和画册,在我看来,简直是书的海洋,可见这个家庭的家长为了培养孩子,多么舍得智力投资。郑国宇见我对书如此爱不释手,便慷慨地让我挑选一本带回家看,记得我最早借的一册是《穷儿苦狗记》。其实当时我阅读能力还很差,书上许多字还不认识,但书中的故事和插图吸引我,于是不认识的字便请教兄姐,就这样我把一本本书“啃”下来了。有两本书对我帮助最大,一本是《爱的教育》,一本叫《模范学生》,读了这些书,既提高了阅读能力,养成看书习惯,更增长了道德修养,对我是一次飞跃式的进步,终身难忘。

我和林金根、郑国宇放学后,如果时间早,还经常到跑马地去玩,这是住在这一带的人常去的地方,尤其是夏天晚饭后,常常一家老小全体在草坪上乘凉,有的学生还在草地上踢足球,只要把两个书包往两边地上一搁,就可以当球门。草地上还有一块巨石,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殞石,镶嵌在草坪的泥土里,当地人叫它“石鼓”,在宽阔的草坪上,犹如一个小岛,点缀着跑马地,成为一个景点,人们常在此摄影,孩子们也把它看成假山,登上去玩。有一次我们三人上去玩,忽然来了一群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混血儿,要赶我们走开。这些混血儿多是有英、葡血统的,长得像西方人,穿着也很讲究,而且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都上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自以为了不起、很傲慢,不与中国儿童玩。现在他们主动挑衅,要赶我们下石鼓。我和郑国宇都知道他们人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惹他们为好,准备离开,可林金根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我们是先来的,坚持不走,有两个混血儿挥着拳头,做出拳击的架势,口里喊着“Come on!”,林金根比他们略高,毫不示弱,同他们格斗起来。这些孩子自恃有高贵血统,其实是不堪一击,有个孩子差一点被林金根打得滑下石鼓。这时,其他混血儿一起拥上来。为了不吃眼前亏、我们三人只好撤走。但林金根这种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令我佩服,并自惭不如。自此以后,这些混血儿与我们结下了仇,其中有两个就住在我们附近,还养了条狗。每天放学回家,我倍加小心,怕碰到他们,见他们来了就回避,不料有一天被他们撞见了,追来打我,我手中提着书篮跑不快,最后被逼到一个巷子里没有了退路,我不得不横下心同他们拼,我把书篮放下,挥起外套同他们格斗起来,只几个回合,他们就打不过我,再一次暴露出不堪一击的样子,于是他们住了手,唤他们的狗来吓我。对狗我并不太怕,因为从小我在南通就知道狗有个弱点,只要蹲下来装着捡砖头的样子,它就会吓走,何况香港的狗都带有口罩、预防伤人,真的伤了人,主人还要承担责任。事实上他们尽管不断唤狗“Come on!”,狗并没有上来,他们见我毫不退缩,最后“黔驴技穷”,自讨没趣,怏怏离开。经过这番较量后,他们在路上碰到我,再不敢惹我,也大大长了我的志气。

1940年摄于香港
后排自左向右:表伯徐尔錞、祖母张绮秋、大姑母孙鸿洁、姑祖母孙澄秋
前排:家父孙鸿采、表叔徐尔湛

疏散回乡

1940年春,德、意、日和美、英、苏矛盾加剧,香港情势也险恶起来,山坡上到处挖防空洞,街道两边也建了不少避弹室,许多外地来港的人纷纷离开香港,林金根及其姑母一家也要回上海,我们三个好朋友真有点依依不舍,临别时,林金根给我们留下他上海的地址:“愚园路齐德坊燧大煤球对面二楼”。这个地名一直被我牢牢地记住,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我经上海,在愚园路一个路口果然看到一个褪色的店牌写着“燧大煤球”,但打听不到林金根,毕竟相隔了二十多年。林金根走后,郑国宇便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放学后我仍经常去他家玩。这年暑假,形势进一步恶化,银行工会动员江浙来的行员集体送眷属回乡。这样,父亲除留下已在华仁书院就读的二哥在身边外,其余均由母亲带领又回到沦陷区的南通。

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满目疮痍映入眼帘,到处有铁栅栏,有日本兵和伪警察设卡,盘查过往的行人,行人通过关卡时还要向日本兵鞠躬,日本兵动不动就打人,一派戒备森严、恐怖的气氛。但一到家,见到大哥、二姐和刘奶奶,又特别高兴,大家畅谈别情,感到亲切。南通沦陷两年多,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为了不致荒废学业,母亲送我们去叔祖父办的私塾就读,但只上了一个多月,叔祖父患病,并一病不起,不久逝世。母亲只好又送我和二姐去西门地步湾吕光斗办的私塾继续就读。直到1941年春儒学开学,我和二姐上了该校五年级,小妹上了三元宫(北街小学)。

重返香港

1941年春,紧张形势一度缓和,父亲决定让我还是回到香港,于是趁姑丈回家探亲之便,又把我带回香港。记得动身的时间是端午节后,南通曾下过一场罕见的大冰雹,不久我们便动身的。

离开南通久了就想南通,离开香港久了同样也想香港。当我回到香港的当天晚上,我便去找郑国宇,他家已搬到三楼,见到我去,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和郑国宇畅叙了分别后的彼此情况,最后他告诉我,不久他们家将搬去九龙,不再在仿林就读了。听了这消息使我扫兴,因为这次兴冲冲地回到香港,最使我高兴的是又能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如今他们全家搬迁,从此不再和我同校了,我重返香港的高兴劲儿仿佛凉了半截,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再一次依依握别。

父亲仍让我回仿林读六年级,尽管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都还在,但毕竟离开了一年,仍要进行入学考试。为了能跟上进度,趁还没有开学之前,父亲让我参加暑期补习班。该班设在兰亭附近的大成中学,约补习了一个月便去仿林报考,被正式录取。开学后,我又回到母校,受到老同学的欢迎,惟独没有郑国宇,有点扫兴。上了六年级,同学们都成熟多了,我也自知努力。我同坐是位女同学,叫廖香莲,头发微黄,戴一付近视眼镜,皮肤白皙,轮廓清秀,她的功课很好,常名列前茅,这对我促动很大,她也仿佛在注意我的成绩,为了不愿落后,我加倍用功学习,果然后来终于赶上了她。

我们的寓所,单身汉中增加了一位青年,他是另一位行员的亲戚,叫袁力敬,是位大学生,性格开朗,知识渊博,一口北京话,令人喜欢,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看过不少小说,特别是有关剑侠的章回小说,加上那悦耳的北方话和绘声绘色的比划,真不亚于一个出色的说书人。听他讲故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于是每天放学回来,我总是央求他讲,还给他端椅子、倒茶水、恭维他。常常一听就是半小时、一小时,为了不影响各自的功课,不得不暂停时,于是他学章回小说中的说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而这一暂停常常是停在故事的节骨眼上,更令人欲罢不能,但我们有“君子协定”,一天只讲一次。袁大哥还善于下象棋,全公寓无人能下得过他,我更不是他的对手,有时他让我车马炮,我还输给他。

这一年,我已能够自己看小说,当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刚出版,寓所里有一套,有空时我便着迷似地看,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我特别喜欢书中的觉慧,同情他与鸣凤的爱情,并为他们的悲剧惋惜不已。这是一部反封建礼教的小说,在当时确有进步意义,对我不能不说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公寓斜对面,原来是一座宽阔的两层的停车场,不知何时起改成溜冰场,经常用扩音器放音乐,除了溜冰园舞曲外,最令我和二哥喜欢的是《蓝色的多瑙河》,每天总是要放几次,对我们来讲真是百听不厌。

这一年是抗日战争的第四年,日寇长驱直入,国军节节退缩,大片国土沦陷。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云集香港,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响彻全岛。父亲也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并为我订阅《星岛儿童》报,我看到上面登有父亲同事的儿子缪麟、缪麒的文章,也萌发了写稿的愿望。于是我根据目睹日寇在我们家乡蹂躏的情况,写了篇《沦陷区见闻》,经二哥修改后投寄该报,不久便收到该报寄来的一本《列宁的童年》,扉页上还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亲笔题词:“鸿采小朋友,你看少年时代的列宁多么坚强!——陶行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稿酬,无比高兴。有一次,香港来了一个流亡剧团,在嶺英中学募捐义演,父亲参加了接待工作,并跟他们搞熟了,其中有个小演员跟我年龄差不多,父亲叫他“小牛”,并把他介绍给我。若干年后,我在电影里见到了他,他就是现在著名老影星“牛犇”。流亡剧团在香港演出收到很大的抗战效果,我看过两次,其中《放下你的鞭子》一幕引起台上台下群情激昂,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41年秋,香港各界人士举办了一个嘉年华会,在铜锣湾后山坳围了一片空地,搭起了临时帐篷,里面有许多拍卖商品和游艺项目,父亲带我去过两次,还为我买了双新溜冰鞋,我自己也选购了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故事书。嘉年华会十分热闹,听说宋庆龄曾出席过开幕式。

1941年12月7日是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九龙逛宋皇台,中午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点东西,便去弥登道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片名叫《英宫六十年》,看完电影仍坐轮渡回香港寓所,一切都像平时一样平静,谁知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餐正准备上学时,突然传来了防空警报声,接着听见一阵巨响和高炮声,九龙上空挂了一朵朵炮烟。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演习还是真的打仗?大家都弄不清楚,但不久传来消息说,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对美英不宣而战。

十八天炮火下的洗礼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日两军香港之战的接触首先是在九龙新界,因为那里与中国大陆相接,有英军的第一道防线;香港四面环海,暂时还没有九龙紧张,但日军飞机常来袭扰,当日机出现在九龙前哨时,香港也马上响起防空警报,听到那如同波浪起伏般的恐怖的警报声,人们纷纷跑向附近的防空洞躲避。防空洞早在一年前就已筑好,里面比较宽敞,且有许多通道和出口,还有照明、通风和给水设施,只是光线比较昏暗,四壁比较潮湿。进来的人多三五成群,有的互相认识,但神色都非常紧张,没有心思交谈,大家都担心着外面的情况和以后的日子,担心英军是否能抵挡得住。开始几天,我们还经常钻防空洞,后来次数频繁了也有些疲沓,特别是每次空袭,被炸的多是军事设施,也就索性躲在寓所里不跑防空洞了。

战争一开始,便有几个人来我们寓所躲避,一位叫习林,是我家的远房表亲,当时正在香港大学求学,另外便是叔父和姑夫,他们是交通银行的职员。

港九之间海面距离最近处不足一海里,乘轮渡只需八分钟。战争开始后,许多九龙居民纷纷过海来香港,但两天后,英方当局禁止九龙的人进入香港,轮渡也停开,人们只好雇艇仔(划子),但渡费要价高得惊人,后来连艇仔也被禁止过海了,九龙的人只能偷渡,但一旦被英军发现,往往鸣枪阻止。尽管这样仍挡不住,直到几天后日军占领九龙才停止。

九龙被日军占领后,香港吃紧了,双方开始炮战,炮弹每天都在空中呼啸,我们后山也有英军炮兵阵地,发炮时的后座力和响声震得大地颤抖,玻璃吱吱作响,所好我们早已用纸做成米字格贴在玻璃上,可以避免震碎。我们这边开出的炮,先是一声巨响,然后炮弹由近到远发出呼啸声,最后在远处一声闷响,说明弹头已落在对方阵地上开了花。与此相反,对海打来的炮先是一声低响,然后炮弹在空中由远到近发出尖啸声,直至一声巨响,说明弹头已在我们这边开了花。每天炮战的次数较多,打一阵后会有一段间隙。炮弹虽比较密集,但杀伤并不大,除非直接命中,但最多也只是个窟窿,对建筑物内部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后来我们也习以为常,根本不去躲防空洞。有一次,一阵剧烈的炮战有几颗炮弹落在我们公寓楼顶平台上,有块碎片打穿我们房间的米字玻璃,离我躲避的地方只两米远,我去捡它,还被烫了手指。事后我出去看,很多楼房挨过炮弹,但很少听说有因炮战而死亡在房子里的,只有在无隐蔽的露天,容易被炮弹的碎片杀伤。

战争开始头十天,水电还比较正常,报纸也没有停,而且增加了号外,一旦炮战暂歇,便有报童在街上叫卖号外。当时守岛的英军、印度兵和华人警察只有一万人,而外围的日军却有十万之众,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人们最迫切指望的是中国军队能赶来支援,而号外的醒目标题总是停留在“中国军队离此只有六十英里”,鞭长莫及,没有进展。当时最令人担心的是粮食问题,不但愈来愈贵,而且很难买到,水也随时有断供的可能,这些都是维持生命最现实的问题。于是被全公寓视为一寓之首的父亲不得不派人四出买高价粮,这时只要有得买,几倍、几十倍的钱都不在乎了。与此同时,还买了不少罐头食品,我们还把所有的容器都盛满水,粮食和水都严加控制。

开战十多天后,英军的防御力量显然不如日军,号外报上报导的中国军队仍无进展,人们对此已不抱希望,日军也开展劝降的通谍,在遭到港督拒绝后,日军的炮击加剧,与此同时在筲箕湾一带登陆。这时已到了圣诞节前夕,往年这一天像过年一样热闹,这时却成了香港被日寇沦陷的纪念日。巷战开始了,大炮声已不怎么听见了,代替的是枪声、机关枪声不绝于耳,有的地方很剧烈,英方的还击显然不如日军,何况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海登陆。圣诞节的次日,日军基本上控制了全岛,十八天的炮火洗礼到此告一段落,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奸淫掳掠。

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日寇占领香港的第二天,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入城式”,我们在楼上看到一队队日军从大街上走过,有着黄军装的陆军,也有穿黑色制服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战火是停止了,下一步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就在“入城式”结束后的这天下午,有几个日本军官由一名翻译陪同,由房东带领来到我们楼上,说这一带房子要被日军征用,居民限两小时内离开。这一突如其来的勒令,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而且限时又那么急促,一点准备都没有,也没有商量余地和思索时间。作为公寓最高职务的父亲只好要各人立即自找门路去朋友家投宿。父亲和我们兄弟二人立即准备随身带的东西,父亲把一些带走的贵重东西装了一箱,要阿玲姐找个人帮助提,时间是那样急促,只好用绳子从后阳台上吊到楼下,谁知刚一落地便被“牛黄仔”抢走。没有办法,父亲终于想到东西毕竟是身外之物,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只让我们各提一个简单的包袱,在限时内离开了寓所。到哪里去呢?他首先想到的是住在附近的中南银行襄理邓伯伯家,邓伯伯是宁波人,他的儿子邓发冲和女儿邓秀兰(名字已记不准确)分别是二哥和我的同学。我们像不速之客来到邓伯伯家,邓伯伯立刻理解了我们的处境,他与邓伯母立即招待我们先安顿下来,为我们做饭。邓伯伯家本来就住得挺拥挤,如今一下子增加了我们父子三人,确有困难。饭后父亲决定另觅他处,幸好成和道还有一个银行公寓,住的也是单身汉,父亲得到他们同意后,又带我们去那里。这里住着四五个单身男子,让出一张舖给父亲和我,二哥则与另一行员挤睡。

日寇的“入城式”后放假三天,任士兵到居民家抢劫和奸淫妇女。我们睡到这个公寓的第一夜,也是最凄惨的一夜。这一夜也黑得可怕,非但没有水电,而且也不敢点蜡烛,更不敢大声说话,怕引来日寇骚扰。所好我们这个不大的公寓除了我是个孩子外,其余都是青壮年男子,没有妇女。但半夜时分,还是听到楼梯上有带铁掌的皮靴声,由底层起挨户敲门,我们几乎屏着气等待着灾难的来临,未多久,轮到敲我们的门了,进来两个日本兵,但见到我们是一屋子男子,没有大声吆喝,只用手指指手腕,示意是要手表,有个行员装着听不懂,和他和气地周旋,父亲乘黑暗地把手表藏入裤袋。但若拿不出一只表来是难以打发这两个不速之客的。于是有个行员主动摘下自己的手表递给他们,这两个日本兵见我们人多,又有了收获,便离去。

这一夜,我们根本不能入睡,除零星的枪声外,还不时听到附近人家传来挨打声和求饶声,特别凄惨的是我们隔壁楼上传来一位妇女恐怖而尖厉的叫声,显然,她是在被日寇施暴,发泄兽欲,听到这绝望的惨叫声,使人心都快撕裂了,但处在这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有谁能帮助她呢?过了好半天,这惨叫声转了呜咽声,说明敌人已离去,……。这恐怖之夜,我永生难忘。

天终于亮了,往日熙熙攘攘的成和道此刻一片寂静,坑渠里有两具尸体。我们胡乱地吃了一点东西,又等待第二个难熬之夜。这时,平时互不来往的邻居纷纷出来交换昨夜被日寇“光顾”的不同遭遇。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天,敌人闯民宅的事逐渐收敛,街上的人也多起来,父亲和二哥也探得住在我们公寓的敌人已走,便回来接我,并与成和道公寓的难友们道别。走出成和道,看到黄泥涌道一片惨状。回到公寓里,所有家具、箱柜被翻得零乱不堪,值钱的东西当然不见了,最令我惋惜的是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一双新皮鞋和溜冰鞋不见了。其实父亲的损失更大,所幸他最心爱的字画、古董等虽然翻乱,但大部还在,说明敌人还缺乏鉴赏能力。过了不久,公寓的人陆续回来了,尽管离开公寓后,大家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总算安全。

由于停电、断水,厕所的马桶里尽是敌人留下的粪便,臭气熏天,这时虽已是隆冬季节,但蚊蝇成堆,加之战后到处是弹痕累累,路有暴尸,这个本来很清洁美丽的香港,顿时成了臭港。人们不得不启用地下水,而这种水过去仅用于消防,禁止饮用。

日寇骚扰了三天后,紧接着便是牛黄仔(流氓)的抢劫,他们首先光顾的是外国人的住宅(这时英国人已被送去集中营),其次是躲在防空洞未归的富人家。幸好我们回来得早,没有留下过多的“真空”时间,否则也在劫难逃。这时为了逃避牛黄仔打家劫舍,家家户户只好密闭门户,不让不认识的人入门,每座楼的居民们也组织起来,采取了防抢劫的对策,即一旦发现敌人或牛黄仔来,家家户户便敲起脸盆,使之感到震惊而不敢入内。为了便于自家人来了好开门,楼上的人家都用根拴有铃的绳子挂在楼下,听到铃音,从窗户识别是否自家人,再去开门。

乱了几天后,日寇统治当局开始恢复秩序,发布了“安民告示”,说香港的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保护华人财产,同时派出宪兵,制止散兵继续抢劫,人民稍有了安全感。这时,自来水和供电也逐步恢复,记得自来水恢复的那天,二楼户主还未搬回来,而水龙头处于开启位置,水漫的满地,直流到底楼,底楼住着房东,他急忙来找我父亲,并要我父亲作为见证陪他撬开二楼住户的门,将水龙头闭紧,最后仍将门关上。

水电解决后,粮食又成了人们维持生活的主要问题。炮战的后期,不少人家已断了炊,饥民到处买高价米,而这些高价米又是小贩们冒着生命危险从英军仓库里抢来的,随着战后转乱为治,日军占领了各处仓库,实行大米配给,每人限量凭米票供应,这样排队买配给米又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大事。

随着时间推移,摊贩也多了起来,我们公寓下面就是一个摊贩集中点,除了卖高价食品外,也有从富人家抢来的东西,后者却价格低得惊人,特别是西方人的餐具,有的很精致,但价格三文不值二文。在这种首先为了活命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些奢侈品当然不屑一顾,但爱收藏文物的父亲还是拣了最珍贵的买了几件。在摊贩上,二哥见到一套四大本的英国皇家藏画,都是很精致的彩色印刷的世界著名油画,每幅画后页都有英文介绍,二哥是最爱油画的,看了它简直流连忘返,但这套画书的开价要40元,几经还价,最后终于以20元买下来。二哥得了这四本油画册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可惜后来在五六十年代寄放在我处十年,碰上“文革”,在“清理阶级队伍”那恐怖的年代,因怕被抄家或被造反派无限上纲,带来麻烦,经与二姐商量,把它卖掉了。

日寇占领香港后,港币与军票开始还是一比一,大概过了一个月,日方突然宣布军票与港币的比价成了一比四,即四元港币才抵得上一元军票,这对居民又是一沉重打击,有什么办法呢?权掌在人家手里,他们爱怎么便怎么。

家父孙鸿采,大姑妈孙鸿洁,二伯父孙鸿敞(后排)
与祖父孙蔚滨(前排)摄于上世纪40年代

铁蹄下的一年

香港和九龙当时共约一百六十万人,其中香港约一百万人,是个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港口城市。除九龙新界有少量农业外,不生产农副产品,这些全仗外地海运过来。自日寇占领香港后,运输一时还不能恢复,况且许多地方还在打仗。这样,一百多万人的粮食成了问题,加上物价飞涨,岛上居民纷纷要离开香港,日寇当局也主张疏散,当时疏散的地点,一是返乡,包括已被沦陷的地方;一是到广州湾(即湛江),后者还可以转入内地,所谓大后方。但疏散的第一步手续是要登记,这项工作是由各省的同乡会来办理的,即愿回籍或去广州湾的都去登记,待雇到船只,便由同乡会依次通知本人。当时,我们寓所里的人大多愿走,首先是尚在读大学的袁力敬和习林,他们都希望到大后方继续就读,于是登记了去广州湾这条航线,其他行员则等待银行开业。离开袁力敬是我最舍不得的,但为了他的前程,我们只好依依握别。若干年后听说他进内地入学后,参加进步活动,被特务害死,真使我惋惜。

大概过了二十多天,银行恢复上班,父亲每天都得去银行,那时电车还未恢复,上班得徒步行走。有一天,我也跟二哥去银行看父亲,在步行到中环时,看见几辆大卡车在运死人,这些尸体据说是从防空洞里拉出来的,衣服都被剥光,身上一丝不挂,皮肤干瘪苍白,大概是饿死或窒息死的,两个装车的人戴着口罩手套,一人抬手、一人抬脚,像扔猪片一样地将他们扔上卡车。这个曾规定连宰好的鸡鸭也不准倒拎的文明城市,现在却连死人都随便乱扔,多么令人惨不忍睹。尽管街上的行人很多,但都掩鼻而过,无人围观,大概悲惨的事太多了,大家已习以为常。

公寓的人又陆续走了几位,每走一人,大家都依依不舍、互道珍重。

那些日子,最令人牵挂的是与家乡亲人的互通信息。过去每隔十天、半个月,父母亲都至少要通一封信,如今香港遇到了战争,隔了这么久,母亲一定万分焦急地在等待我们安危的消息,一旦恢复通邮,父亲首先将我们平安的消息写信给上海的亲友,并请他们速转我母亲。同时我们也每天焦急地等待母亲和亲友们的来信。母亲终于接到我们平安无恙的消息,来信慰问,多少天积压在心头的疑虑终于化解,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们所说的“家书抵万金”的含义。自此以后,父母间的两地书信又频繁起来,我和二哥有时也写信附在后面,母亲来信也常常附上大哥、大姐、二姐的信,诉说彼此的情况,那时恐怕没有比接到亲人的信更令人高兴的了。母亲的信一到,父亲看后马上给我们传阅,尽管写的是些家庭琐事,但大家都读了又读,津津有味。母亲和亲友们来信都劝父亲早日归里与家人团聚,但父亲因是银行高级职员,负责一摊子事,不像一般行员那样容易脱身,但已有归意。父亲当时留下一些诗篇,可以看出他的心情。

人们每天还是排队凭米票买配给米,而米质愈来愈差,有老鼠屎,有的已霉变,然而人们还是不愿放弃。其他副食品价格更为昂贵,而工资却经常拖欠。随着公寓人员的减少和物价飞涨,公寓的娘姨也由三个改成两个,最后只留下阿丽姐一人。由于工资被拖欠,我们公寓给房东的房租也拖欠,为此房东多次登门讨债,父亲婉言相告,这是国难时期,应该互相体谅,待发了工资才能给你,现在到处都是这样,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说得房东无言以对。

鉴于生活的艰难,收入的降低,父亲不得不托人给二哥找个工作。二哥写得一手好字,终于找到了一个抄写的工作,这样,公寓的人每天都去上班,白天就剩下我和阿丽姐。我当时已十二岁,失学在家,闲得无聊,又不敢远走,只能在本楼附近游玩。隔壁39号底层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叫陈英栋,经常同我在一块玩,底层有个平台,种植了三棵树,其中一株是番石榴,是麻雀经常栖息的地方,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用弹弓打麻雀,再不就是做轮船、飞机模型。有时陈英栋的妹妹荷玲也参加我们一起玩,我们还玩捉迷藏,不过两边平台并不大,可藏的地方不多,但大家玩得挺开心。总之每天下楼玩成了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

父亲白天留我一个人在家是放心的,但不能允许我成天玩、荒疏学业,于是选了一本《孟子》,每天教我一篇,有时也从《古文观止》中选一篇教我,均要求背诵。此外还规定我每天写一页大楷、一页小楷,大楷临的是张謇的《文峰塔》,小楷则临王羲之的《乐毅论》,这样,大人们每天去上班,我每天也有功课,只有完成了功课才能下楼玩。这样的安排,想不到给了我很大的收益,我从《孟子》一书中学到了不少成语典故和古代哲理,而练大小楷又给我打下书法基础,每天下楼活动,又活动了筋骨,在当时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许多人身体垮下来,而我因保持一定的运动量,身体相对要好得多。

父亲和叔父、姑丈、还有位姓范的伯伯,每天下午下班回来后一般都没有事,为了打发时间,常搓麻将。父亲原本不打牌的,不想一旦搓上了麻将,竟有了瘾,每晚吃了晚饭后都要玩上几圈,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或蜡烛。他们在昏暗的灯火下打牌,我则在旁边看斜头,有时还替他们捲烟。那时香烟很缺很贵,许多人改抽用纸捲的烟丝,抓一把烟丝往一张小长方形的烟纸上一搁,然后捲起来搓一搓,烟就成了,如果暂时不抽,只需把尖咀的一头折起来就不会散开。这种烟消耗很快,所以得事先捲好备用,这项工作便落在我身上。看麻将我没兴趣,看一会便自个去睡觉,而他们往往要打到十点钟以后才罢手,有时还发生争吵,有一次父亲和叔父因打牌争吵了一次,从此不再玩了。

那些日子物价不断飞涨,吃配给米,做铁蹄下的“顺民”,确实很不是滋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二哥的脚踝发现浮肿,用指头一压,凹陷的皮肤很难恢复,医生说这是缺乏维生素B,建议吃大量花生和赤豆,父亲终于以高价买了这些珍贵的杂粮,连续给二哥煮食,真的不久便好了,而父亲自己也因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令人心疼。不久,叔父和姑丈一个申请去广州湾,一个申请去上海,也获得了批准,先后离开公寓,最后只剩下范伯伯和我们父子三人。寓所顿然冷清。父亲的心情也不好,每天下班回来,总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躺在床上。为了安慰他,我常常为他捶脚,一捶就是一个多小时。范伯伯是个正直的人,喜欢喝酒,也很喜欢我,常叫我陪他吃点下酒的菜。有一天,他回潮州的申请也获准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并要父亲陪他喝。范伯伯很激动,借酒力发了很多牢骚,甚至语无伦次,令我吃惊。恰在这时,房东又来催缴房租,父亲与之周旋,范伯伯突然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满脸酒气指着房东大骂,说都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想发国难财,房东被吓得向后倒退,父亲忙加调解。第二天一早,范伯伯也离开这居住了多年的公寓,我们父子三人也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相处多年的好人。

在叔父和姑丈离开香港后,父亲也决意申请我们回上海,但一直久拖未批,但我们已在打点行李,准备一旦批准即可动身,与此同时,父亲叫二哥去华仁书院办肄业证书,他实际上只差一年就毕业了。在那些日子里,申请疏散回家或去内地的人很多,连楼下的陈英栋一家也要回肇庆,我们互换了纪念品,他送我一只用番石榴树丫做的弹弓架,这是我想要了很久的,这次他终于割爱。

在一个深秋的阴雨天,我和二哥在企楼上看街景,只见一个拾柴的人经过对面已改成兵营的原停车场门前,被日本兵喝住,不问青红皂白地一连几个耳光,打得那人嗷嗷叫,日本兵又将他摔倒在地,用靴子踢他,直打得他动弹不得。目睹了这野蛮的一幕,二哥和我都恨得咬牙切齿,二哥叫我一辈子不要忘记这件事,所以这一幕至今一直还牢记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天,一位在另一个银行当茶房的江苏籍中年人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来找我父亲,说他决定要离开香港去内地,但没有能力带着这个女儿,曾经狠心地把她丢在码头上,女儿因找不到爸爸,绝望的哭声使他不忍,只好带来恳请我父亲收养,他说他知道我父亲一向助人为乐,富有同情心,他甚至给父亲下了跪。确实,若在一般的情况下,父亲会义不容辞地收养这个女孩的,而在当时自身前景难卜的情况下,确实也有难处,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咀,况且我们自己也很快要离开这个臭港。父亲把他拉起来,婉言劝他还是把女儿带走,骨肉不要分离,并掏出为数不多的钱贴给他作川资。看到这一幕由日寇侵略带来的人间凄惨,我心中颇不是滋味,并想象到这种情况,全国何止千万。

42年底,大约在香港被日寇占领正好一周年的一个晚上,父亲突然急匆匆地回来告诉我们,去上海的申请已获批准,是乘一艘5000吨级的日本货轮“地里丸”,三天之内就要开船。我们急忙补充打点行李,父亲去房东处结算了房租,最后把阿丽姐叫来,结算了工钱,作了解雇。我们一共十四件行李,有些带不走的东西送给了阿丽姐。这回终于轮到我们这最后一批离开公寓了。在离开这渡过我五年童年生活的地方,我不禁深情地望了它最后一眼。

“地里丸”不靠码头,我们是乘小船靠拢去的,这十几件行李抬上船是很麻烦的,父亲不得不出了些力资,雇请水脚,最后轮到我们上船,记得父亲刚踏上舷梯,由于乏力,竟上不去,几乎要掉下来,幸被一老水手托了一把,才没掉下来。看到父亲这样衰弱,当时我眼泪都快流出来。

“地里丸”因是货轮,乘客只能在舱内打地舖,我们父子三人赶紧占了靠舱口的一个舱位,把行李围起来。这时父亲突然想起他有位天津的同事的父亲是位有影响的老海员,说不定船员中会有人认识。说也巧,被父亲打听的人说,这位老海员恰有个侄子在这条船当水手,马上引来与父亲见面,父亲说出与其堂兄的关系,这位船员问我父亲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父亲说能不能弄些板子来垫垫。那船员说可以弄张双人床来,但要50元。父亲觉得虽然贵一点,而且最后还要留在船上,但人要舒服很多,所以情愿付50元。事实证明这个抉择还是对的,我们在海上漂泊了足足十三天,有张舖还是值得的。

大海,我来香港时早已领略过了,不过上两次见到大海只是感到新奇,这时的心情却感到沉重。十三天的海上漂泊,我除回忆着五年来的香港生活外,还长时间地观看海浪的起伏和水花的飞溅,以寻求巴金《海底梦》中的心情和探究还的秘密。父亲则思考着下一步的打算,偶尔也到甲板上和我们瞭望茫茫的大海。当时轮船上的高级船员均是日本人,而水手则大部分是华人。父亲对我说,海上航行主要靠船长,可惜我们国家航运落后,华人上船只能当低级船员,你将来长大可以学学航海……。想不到他信口讲出的这段话却深深埋在我心里,为我日后选择专业奠定了基础。

“地里丸”沿途停泊了很多港口,除装卸货外,还要补给,有时一个港口要停一两天。船到厦门时,许多船员下船去逛街,父亲突然想起他在厦门中南银行时的好友,便托一位船员带给他一封信,请他带点炒酱上来。不料这位好友真的上船来看父亲,还带了父亲当年熟悉的厨师和他炒的一钢金锅酱。老朋友相见,真有说不完的话,可惜不能久谈,他们很快又坐着小船回岸,而这一锅炒酱美味可口,一直让我们吃到上海。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港上海了,船靠岸来了许多挑夫,父亲让他们将行李搬上岸,上岸后还要接受检查,一般都很快结束,但检查的人从我们一只箱子中发现几包铜元(香港仙令),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于是日方要检查人员仔细检察,又发现父亲珍藏的一盒各国不同的钱币,又从一张包铜元的纸上发现我画的一幅英国军舰炮击日本军舰的儿童画,最后又在父亲一件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剪报,内容大体上说有人扶乩(占卦),断言日军侵华的日子不会太久,不出三年便会失败。检查人员认为严重,要父亲跟他们跑一趟。父亲对铜元和钱币倒不怕,担心的是带政治色彩的画和剪报,便叫二哥陪同一起去,留下我一人在码头上照看十几件行李。当时我真担心父亲和二哥的安危,不知他们能否返回,更后悔不该用这张画纸包铜元,以致闯下这个大祸。旅客们都走空了,码头上只剩下我一人,头脑急得嗡嗡发胀。所幸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父亲和二哥终于回来了,和我一同将行李打点好,雇了几部三轮车直奔旅馆。安顿下来后,上海的亲友陈钧大哥等先后来看我们,为我们接风洗尘。据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日本官员看到这些铜元、剪报和图画,开始确很严肃,但见到那盒稀有的各国钱币,却露出了笑容,问了我父亲几句话,将剪报和画一撕,说这些铜元禁止带出,你们知道吗?父亲说我们只是想送亲友作纪念。日方官员说通通没收,至于那些钱币么,当然也不能带走。父亲只好同意,以后便获得放行。对于这场虚惊,亲友们都为父亲庆幸,说上海的日本官员比小地方的官员见多识广,眼界高,他们也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们,只要不在他们眼皮底下公开抗日,他们一般是不纠缠的。父亲则认为是那盒稀有的钱币救了他,这些钱币肯定会落入这些官员的私人腰包,因而放松了对其它带政治色彩的问题的追究,总之,这是大难不死。

上海的英法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成了沦陷区,但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所以市容比香港要繁荣得多。稍事修整后,父亲要我和二哥先回南通与家人团聚,自己则在上海还有点事要办,晚几天才回南通。

至此,我们告别了香港,又回到故里,进入我人生长旅中的另一个时期。

孙鸿采写于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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