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字画的“帮手”——题跋

[日期:2017-06-05]   [字体: ]

□ 施惠新

收藏圈内的人往往称名家题跋为“帮手”。这些题跋或论定其真伪优劣,或对递藏、流传作某种说明,抒发感慨等。自然为判断这件字画的真伪优劣增添了依据,又因出自名家手笔,也使作品的文化、艺术含量有所增加,有的题跋竟成了经典,如董其昌之跋米元章《蜀素贴》,称题跋为“帮手”确有一定道理。有鉴于此,一方面藏家购得一件名贵字画后,总是千方百计请大鉴定家鉴赏、题字;另一方面,收藏家又乐于购买有大名头题跋的字画,觉得有“帮手”在,买得放心、藏得踏实,即便再出手也容易些。

如此世风使得名书画家、鉴定家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1970年7月,72岁的张大千觉精力大不如前而应酬日多,于是,在巴西八德园重订润例,润例分“画例”、“书例”、“书画鉴定”三个部分,其中“书画鉴定”的润例为:“口头鉴定:每件一百元;题跋与盖章:每件五百元,其跋语不超过一百字,赝品不题”(见李永翘《张大千全传》花城版)。

他人题跋成为书画鉴赏,以及收藏、流传中的一种风气,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经过元代的发展,到了晚清时期,已相当普遍。题跋大都不直接写在书画作品的本身上,而是写在裱边或特意增加的诗塘上,卷子则写在尾纸、隔水上,册页是写在幅页上,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元王冕《墨梅图轴》,诗塘及裱边四周,竟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唐寅等十个大名头的题诗、跋语。当然,也有些书画作品,应作者或收藏家之请,将题跋直接写在作品上。近来,鉴于书画作伪的愈演愈烈,如割款、接款等,移花接木,防不胜防,请名家直接将题跋写在书画作品本身上,似乎渐成风气(一般来说,凡割接款的伪作居多,但也有特例,有的书画家对第一次题款不满意,割去重来,如潘天寿的石榴图)很显然,大名头的题跋在鉴定字画时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古字画并无款印,却有作者同时代名家的题跋,为后人鉴定提供可靠的依据。如宋李公麟的《五马图》、苏轼的《古木怪石图》、元陈琳的《溪凫图》均无款印,但《五马图》有李公麟好友黄庭坚的题字,《古木怪石图》后有宋人米芾和刘良佐的诗跋,《溪凫图》上则有陈琳老师赵孟頫的题字,我们对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的书法并不陌生,可以说胸有成竹、耳熟能详,所以,专家论定上述三幅名作并不吃力(见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承名世《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

徐邦达先生认为:一般的经验证明,凡是题跋确定可信,不伪,不是后配,跋者又与作者有密切关系,并且又是善鉴的人,确定画的作者可以大致不误(见徐《古书画鉴定概论》,文物版)。

2001年朵云轩春拍,笔者见到一幅张大千的《松风清音》图(左图),该图上有溥心畲的题诗:“陶令琴中趣,苍然太古音。一声清响发,自有出尘心”,溥与张是同时代人,早在1928年,张即经陈三立介绍,在原恭王府偏福殿结识了旧王孙、文人画家溥心畲(见《张大千全传》上),后两人又先后定居台湾,与黄君壁一起号为台湾画坛三巨擘,张、溥两人过从甚密。这件作品上,溥的题诗十分精湛,而大千的画作胎息清湘老人亦堪称精品,溥、张两人的诗、书画交相辉映,自然真迹无疑(要同时伪造两大高手的字画且毫不做作、精彩十分恐怕不易)。

既是作者的家人,又是书画家、鉴定家的题跋则更可靠些。

如宋代米友仁为其父的字画作题跋,明代文嘉为其父文征明的字画题跋,清王无回为其父王铎的字画题跋等等,都相当可靠。

但世情纷繁复杂,有的书画作品即使有本人的题跋,亦未必百分之一百可靠,遑论他人!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举了这样的例子:吴昌硕作画喜欢一批一批地画,上午画完放在地上,午睡以后再题诗添款。别人有时把画好的画拿走了,用假的顶替,老先生乍起床,未加思索就一律题上了款。张珩先生还说:有的画家晚年误把别人模仿他的画当作亲笔加上题跋。

一些大名头因被盛名所累,“债如山积”,往往请学生代笔,“了一清债”,如金农、郑板桥、文征明、沈周、董其昌、吴昌硕等人。这些大名头的作品款印往往是真的,画却未必是他亲笔。

自然,书画家家人的题跋亦未可全信。

近年傅抱石的画行情看涨、价格高昂,社会上作伪日甚,且水准越来越高,1999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拟拍的一幅《寒流林携行》几可乱真,起初傅二石(傅抱石次子,江苏国画院一级画师),也曾误认为是真迹,并在画旁题道:“先父抱石平生所写雪景为数不多,此桢雪景山水以其独特之皴法加以淡墨烘托便寒气袭人,可谓神来之笔也。”可是后来,傅二石发觉这是一幅伪作,便公开予以否定,此画最终未能上拍。

至于名家题跋,一者一家之言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准确无误,如对元之前传世的书画,专家们的意见往往不尽一致,国家文物委员会书画鉴定组的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嘉年等人有时对一件东西竟各执一辞,明代大家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名迹,但在品评真伪上有些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见张珩《怎样鉴定字画》)。晚清罗振玉以善鉴驰名,日本人就特别相信他,凡盖有“振玉审定”章的书画,销路就佳。其实,罗振玉的鉴定章只要你出一、二块银洋就给你盖上去,根本不管真伪!据上海徐建融先生称,黄宾虹为一代大家,且擅鉴赏,但差错率甚高,显然黄宾虹的题跋也是要打上问号的(见《美术报》2001年7月28日)。有些名鉴定家年高岁大,目力大不如前,时有走眼,题跋不免有误。再者,伪造名家题跋的事近来也时有发生。

近年,艺术品市场常有启功题跋的字画,对此,藏家尤要提高警惕。

启功先生曾说:“有一件事很让我生气,就是近年有人用我的名义作伪题跋,写在假书画上,当书画真迹卖大价钱。这可太可恶了,不明内情的人还不认为我在骗人吗?所以我跟我那些港澳的朋友们都尽可能打招呼,别见了书画上有我的题跋就买,以为那是真的。”

启功先生又说:“鉴定文物,对公家的,比如博物馆的,我可以下判断,定真假,敞开谈我个人的看法。但对于私人的东西,我不给鉴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牵扯到经济价值。比如有个人来请我鉴定件书画,我若说这是假的,他肯定不高兴,起码也是扫兴。我若看是真的,他高兴了,可他要是拿到什么地方一卖,那里收东西的人要有不同看法,他就会说,启功看了都说是真的,你怎么说是假的。这不等于我给人家找事吗?所以私人的东西我不管鉴定”(见陆昕《静谧的河流启功》山东画报版

笔者在1998年12月号的某收藏类杂志上看到浙江李先生的一篇文章,讨论到齐白石的“贝叶草虫图”,认为齐画的是“菩提树叶”而非“贝叶”,显然,李先生以为这件作品系齐白石的真迹。此件齐白石作品尚有“启功”题跋:“白石仙翁用笔功细,疏密匀称,结构极意,神妙俱全,世间稀少,佳品难得。”不但文辞鄙陋,书法亦其拙劣,显非启功手泽;细审画面,觉行笔拘谨,暗淡而无神采,不像是白石亲笔,因黑白照片不太清晰,不好妄下断语,只有存疑。

2001年8月,笔者在京参观“2001中国艺术品博览会”,竟意外地在某艺术公司的展厅中见到此幅原件,仔细一看,启功先生的题跋显然是伪造的,齐白石的这幅画无论款、画,行笔拘谨、浮薄、仓促,全无齐氏的大气与自在,且使用的是劣质的印油,当亦属伪作无疑。询问价钱,服务生答曰:60万元。

除跋伪画伪外,尚有跋真画伪,跋伪画真等多种。此外,在鉴定工作中,有许多人情世故,鉴定者除限于水平外,还因社会上种种压力,往往屈心作出一些不公正的结论,启功先生曾总结了八条原因: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见中原农民出版社《中国艺术大家随笔书法卷

比如说“皇威”,最典型的例子是:清宫原藏有两卷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真一伪,乾隆偏在伪迹上大题特题(计有40余段),赞美有加,而后则命大臣梁诗正在真迹卷上题跋,将真的那卷说成“赝鼎无疑”,这种“奉敕敬书”的题跋显然不可能有梁诗正真实的想法。

近年,金钱对书画鉴定界的侵蚀也不容忽视,在人情、金钱面前,个别鉴定家没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对这种人的题跋我们自然也应该保持警惕。

归而言之,我们对题跋不可不信也不可轻信、全信,不要见到是名家题跋的便以为真迹无疑。题跋一幅字画的真伪,关键仍是要看作品的笔墨意蕴、个性风格,并从题跋、纸墨、印章、来历、递藏、装池、著录等多方面予以考虑,反复谛视、审慎决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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