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 王冬龄:“悟斋论书”序

[日期:2015-12-27]   [字体: ]


悟斋是林散之先生为我取的斋号,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即希望我在勤学苦练的同时不忘思考与感悟书法的真谛。林散之先生亦曾赠我八字“虚名易得,实学难求”。此后,我一直将这八字作为我的座右铭。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书学上努力探求,有了一些体会和心得,始终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但仍无法将书法一道吃透。现在出版这个《悟斋论书》,就是想将我这些年来的心得做一个总结,与大家分享。

回顾我的学书道路,实际上,在上学前,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毛笔。上小学后,小学里有大字课,毛笔字成了必修。二三年级的暑假,家里人把我送到私塾。在私塾中,毛笔课程变得更加重要。

另一方面,我从小喜欢绘画。一位南通如东乡贤说,要画好画,就要写好书法。此后,我就越发注意练字,开始学习颜、柳的楷书。记得当时我找了一块方砖,试着蘸水在方砖上写字。我今后悬腕的能力,或许就来自于这样的经验。在这段练字的时间里,我也临摹了许多画谱,像吴昌硕的与齐白石的。

1961年,我从南通如东考取了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美术系中开设有书法课程,我是书法课的科代表。我们的书法课教授是沈子善先生,尉天池老师是助教。授课主要是尉天池老师。我们的学习从篆书入手,写的是吴让之的《宋武帝与臧焘敕》。接着就是写《九成宫》,再后来写《张迁碑》,又写过一点米字的行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在一个县城。在工作之余,我坚持了临帖。

在江苏的时候,我学习的主要是林老书法的体系,临习的范本主要是汉碑。行草方面,就是写孙过庭的《书谱》,写李北海的《麓山寺碑》等等。1979年到浙江以后,受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的影响,我开始写魏碑,写《张猛龙》。研究生期间,大篆、汉魏碑刻和小楷我都写了很多,草书临的反而少了。但无论是在江苏还是浙江,我的书法学习与创作模式仍然是传统的。

80年代留校之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留学生书法。当时,85新潮正热,受学校环境的影响,在教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步意识到书法的艺术性,并立志要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去认识、去创造、去发展。1987年,我做了第一次个人展览,在展现自身传统功底的同时,也开始创作一些现代书法作品,以反映我当时的书法探索。1989年到1992年,在美国的四年,我写的少了,看的多了,思考的也多了。站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看中国的书法,在深感其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意识到书法在当下的发展需要更多方面的突破,以体现现代人的生命体验,触及更多文明的审美领域。此后,我关于书法现代性的思考就变得更加强烈和明确。

从1995年我主持策划第一届国际现代书法双年展到后来的“书非书”展览,我一直坚持着对现代书法的探索。作为我个人来讲,现代书法的探索过程,实际上是从楷书到草书再到“乱书”的过程。我坚持临《龙藏寺碑》近三十年,一直喜欢草书,认为草书是最具表现性的书体。我在画报上写过,在木头上也写过,不断尝试形式创新,大字走世界,创造并尝试银盐书法和人体书法。近年来,更是开始大力创作“乱书”作品。

坦陈地说,我是将书法视为终生的事业的。我倡导现代书法,其目的就是把书法作为真正的艺术来进行考察和创作,令书法在自身的法度之外与其他艺术共享灵感波动,让中国书法感动世界。这也是“书非书”展览与“大字走世界”活动的初衷。

“书非书”可说的东西很多。它看起来简单,不过就是几场展览,几次活动。但又很神奇,它是一场书法与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对话,是书法作为一门中国特殊的艺术门类对其他艺术门类加诸影响,并反过来汲取营养以发展自身的盛事。而“大字走世界”活动则是用表演性的即兴张力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给予观众直观的震撼。媒体的参与,不可替代的现场感与书法艺术独特的感染力都使这一活动成为话题。

近三五年,我在银盐书法和人体书法上颇下了些功夫。千年来,墨与宣纸的组合似乎变成了一种定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使用墨在宣纸上书写是习惯而自然的。现在,我选择在相纸上书写,正是为了追求习惯之外的新鲜感。相纸对于宣纸而言,墨在相纸上、在暗房中的变化更加不可捉摸,也更为神奇,且带有宣纸所无法赋予的透明质感。这样的创作尝试虽然新鲜,但其原理与古代的碑刻是相通的,都是借助别的材料对书法的再造。同时,相纸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使得书法这一传统艺术不再囿于古老的定规,得以跳脱出来,立足于当前的时代,给西方人带来亲切感。

将草书书写于人体相片,除了对保守的传统习惯发出挑战,制造强烈的视觉冲突外,更多的创作考虑还是美学上的。书法本就

最后,我想重点说一说“乱书”。从我的艺术追求上说,我认为是一个突破,我找到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即一个书法家所要找到的自己的一个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写过类似的草书作品,但当时没有特别在意,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重点发展的方向。“共逍遥”展览的时候,写得最大的那幅《道德经》最后的勾画实际上是有点交错的,但那个线条比较虚,不像我现在写得很实的这种交叉。2012年,在深圳OCT 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书与法”展览时,策展人也曾建议我挂一点草稿性质的东西。当时我就写了一个斗方,具体书写时章法有所变化,字和字之间有一点点交叉,但也不是很厉害。直到去年春天,我在金溪山庄做了4米乘4米的3件作品,《明月几时有》《逍遥游》和《花间一壶酒》,自己开始觉得比较有意思。后来的中国画双年展,我又做了类似的作品《花间词》。范迪安先生对我的作品做出了“似画非画、似书非书,但是又是一画一书、一书一画”的评价。受到多方的鼓励后,去年开始,我做了大量的创作。特别是这一次的“书非书”中我的个展,有3米乘10米的《千字文》,还有《朋友圈·文丽》,都是“乱书”。

在古代意义里,“乱”有“治”的意思,“乱书”既是书法线条交叉组合的直观表现,也是我对自身梳理总结后的再创造。“乱书”实际上保留了书法最本质的东西——精神性与书写性。从另一个方面看,书法艺术有时过分强调文字的识读性,对汉字文化圈以外的人群来说确实是个障碍。我现在的“乱书”作品,就是把这一障碍的锁链打破,让书法艺术以其最本质的魅力感动观众。当然,我在书写的时候,并不会因为其识读必要性的缺失而故意漏掉几个字或是不遵循草法,在纯粹欣赏空间、线条,感受书法精神之时,也应对潜在的阅读者有所观照。我认为,这种创作更加体现了狂草的精神,作品也更加浑然一体,更加有意思。而作为观众在欣赏这样的作品时,事实上是更加过瘾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方面,书法被视作小道,是文人骚客的余技;另一方面,人们由书法见人心性,将其视作通大道的必由之径。今天,我将书法视作中国宝贵的艺术,写下70 年来的心得感受与诸位分享,并深切希望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朋友感受到书法艺术的魅力,满怀激情的在中国书法艺术道路上走下去。

王冬龄: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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